西北空管局网络中心通信网络室圆满完成延安榆林春季换季工作

其次，政府行为异化导致区域行政壁垒。

因此，有关监察机关与司法机关之间关系的探讨，亦应当围绕此项原则来展开。此外，由于监察机关与执政党纪律检查机关合署办公，故而纪律检查机关的领导体制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监察机关的领导体制，纪律检查机关领导体制的改变同样会作用于监察机关的领导体制。

国家机关内部究竟以何种原则来调整其纵向关系，其实乃是由诸多因素共同决定的：比如国家结构形式，单一制下国家机关纵向关系多趋于领导或监督的体制，而在联邦制下则多为彼此独立的关系。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以及由此而来的宪法修改，无疑丰富和发展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民主集中制原则，这集中表现为人民代表大会下一府两院的国家机关构架演进为一府一委两院的构架。四、上级监察机关与下级监察机关的关系 (一)宪法上国家机关的领导体制 以上主要是以国家机关横向间的关系为视角，讨论我国宪法上监察机关的定位及监察权的性质。本文以为，监察机关可否监督人大代表的问题，乃是一个颇为复杂的论题，绝不可一概而论。现行《宪法》第127条第2款为此关系的处理确定了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原则，即监察机关办理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案件时，应当与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互相配合，互相制约。

一是因为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之下，上述三机关皆是一种双重从属负责的体制，既横向层面需向同级权力机关负责，纵向层面还要向上级机关负责，但监察机关纵向层面的从属性其实要强于横向层面的从属性。以及在最高人民检察院与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之间，上级人民检察院与下级人民检察院之间。如此一来，便出现以下需要回答的问题：上述执法监察、效能监察和廉政监察是否皆由行政监察机关整合至新设立的监察机关？若皆已整合，是否与监察机关之反腐败工作机构的定位不相符合？若并未全部整合，那剩余的监察职能究竟有几何，以及是否仍然有必要存在？若仍然存在或仍有必要存在，则应由何主体来行使？ 本文以为，由行政监察机关整合至监察机关的职能主要是廉政监察职能，因为无论是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实践或是《监察法》的规定，皆是将监察机关形塑为专司反腐败职能的机关，或谓之为专门的反腐败工作机构

可见，监督法也是将司法解释的合法性审查工作交与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的。要防止出现你提你的，我做我的，以及对审查研究意见不理不睬不办的现象发生。合宪性审查机关是合宪性审查体制的核心，其关系到合宪性审查的启动主体资格、审查程序、审查对象、审查效力及违宪责任等。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和健全合宪性审查程序机制、宪法解释程序机制、宪法实施机制、合宪性审查技术规范等。

[8]现行宪法修改委员会秘书处在草拟讨论稿时，曾经对宪法委员会提出两个方案：一是设立与全国人大常委会地位平行的宪法委员会（此为主导意见）。对于公民寄来的每一件审查建议，法规备案审查室都要逐一登记，其中属于全国人大备案审查范围的，要逐件进行研究。

备案审查工作只有实现有备、有审、有纠、有撤，才能真正树立起作为宪法监督制度的应有权威，也才能真正实现建立这一制度的初衷。即使是早期的由体制内的机关进行审查的国家，现代也改而采用体制外的审查。宪法序言规定，本宪法以法律的形式确认了中国各族人民奋斗的成果，规定了国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是国家的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3]美国宪法是世界上第一部成文宪法，在高级法理念下，宪法明确规定其在效力上高于联邦法律、州法律，也正因为如此，美国宪法在起草过程中，并没有为是否需要建立宪法监督制度进行争论，而只是为应当由什么机关行使合宪性审查权发生了激烈的争辩。

前款规定以外的其他国家机关和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以及公民认为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作出的具体应用法律的解释同法律规定相抵触的，可以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书面提出进行审查的建议，由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进行研究，必要时，送有关专门委员会进行审查、提出意见。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属于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工作机构，自身并不具有独立的法律地位，主要职责是：（1）受委员长会议委托，拟订有关刑事、民事、国家机构以及其他方面的基本法律草案。即如果存在法律时先适用法律进行判断，在没有法律或者适用法律仍然不能作出判断时，才需要适用宪法作出判断。三、区分合宪性审查与合法性审查的必要性 合宪与合法、违宪与违法是相对应的一对概念、范畴和制度，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问题。

换言之，在有法律规定的情况下，必须优先适用法律进行审查判断，而没有必要适用宪法进行审查判断。宪法和法律委员会是全国人大的专门委员会，在全国人大闭会期间，各专门委员会受全国人大常委会的领导。

根据欧洲人权公约，英国法院应当尽量避免议会法律在适用上与欧洲人权公约的冲突，即当议会法律可能有多种解释时，其应采纳与欧洲人权公约精神最接近的解释，即合欧洲人权公约解释。违法与合法中的法并不包括宪法。

北京大学法学院贺卫方、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盛洪、北京大学法学院沈岿、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萧翰和国家行政学院法学部何海波5人也以公民的名义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根据宪法第71条的规定，启动特别调查程序，组织特别调查委员会，对孙志刚案以及收容遣送制度实施状况进行调查。通过公开受理、公开审查过程、公开审查结论和处理结果，向社会传达宪法精神、宪法价值，以凝聚社会共识，弘扬、彰显和捍卫社会核心价值观。[7]朱苏力：《制度是如何形成的？－关于马歇尔诉麦迪逊的故事》，比较法研究１９９８年第１期，第６６页。面对数量如此巨大的合宪性审查建议、法规备案审查的工作量，必须设立一个专门委员会，才能够真正有效地处理，实效性地进行审查。目前已有１个地方对相关地方性法规作出修改。该案被认为是我国宪法司法化的第一案。

（6）负责汇编、译审法律文献等。[2]陈云生著：《民主宪政新潮－宪法监督的理论与实践》，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版，第８３页。

[1]早期的欧洲国家，虽制定了宪法，但宪法是由议会按照与法律相同的程序制定的，宪法与法律只是在规定的内容上存在分别，而在效力上却是完全相同，因此，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没有真正建立起宪法监督制度。[17] 因此，在需要依据法规范对某项行为作出判断时，应当遵循法律适用优先、穷尽法律适用原则，即对某项行为先进行合法性审查成为合宪性审查的一项重要的过滤机制。

[16]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88条规定，法律的效力高于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规章。修改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设立民族委员会、宪法和法律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外事委员会、华侨委员会和其他需要设立的专门委员会。

[10]现行宪法宪法通过之后，王叔文等30位全国人大代表曾联名提案，建议在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内设置专门的宪法监督机构。作者简介：胡锦光，法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信春鹰也认为，很长一段时间，社会包括学术界认为我国的宪法监督制度是一个空白，我们过去形容备案审查就像鸭子凫水一样，表面看起来很平静，但脚掌在下面一直工作，被社会称为‘鸭子理论。[21] 四、解决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律的合宪性审查难题 宪法规定，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国家立法权。

但是我们从2004年备案审查专门机构成立以来，通过沟通协商、督促制宪机关纠正的法规、司法解释累计有上百件，所以这个制度是发挥了实实在在功效的。[5]龚祥瑞著：《比较宪法与行政法》，法律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版，第１１９页。

宪法作为国家根本法，在效力位阶上高于法律，如此，法律才有与宪法相抵触的可能，也才有建立以审查法律是否与宪法相抵触为目的的宪法监督制度的必要性。换言之，其他备案审查主体不得依据法律而只能依据其他高位阶的法律文件对提请备案的法律文件进行审查。

（2）合法性审查，即依据法律对法律文件是否合法进行审查。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

1958年宪法才将宪法委员会设立于议会之外而独立于议会。基于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成员的代表身份、产生机制及该委员会的性质，由其协助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合宪性审查，尤其是在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与其他国家机关之间的沟通、协调，更能彰显这一工作的严肃性、法律性和程序性。实践中，公权力行使的形态主要有两种，即直接依据宪法制定法律规范和直接依据宪法作出的具体行为。与其他法律文件相比较，法律违反宪法的可能性是最大的。

[22]我国实行我国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这一宪法体制下，在国家机关之中，设立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所有一切国家机关均在其之下，而同时由其性质所决定，只能由其行使国家立法权。立法法第75条规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可以依照当地民族的特点，对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作出变通规定，但不得违背法律或者行政法规的基本原则，不得对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的规定以及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专门就民族自治地方所作的规定作出变通规定。

[20] 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99条第1款及委员长会议制定的两个备案审查程序规定，国务院、中央军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省级人大常委会有权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对法规及司法解释的审查要求。宪法第5条规定，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

该报告披露，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期间，有４５位全国人大代表分别联名提出５件建议，要求对最高人民法院制定的《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关于夫妻共同债务承担的规定进行审查。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制定和修改除应当由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以外的其他法律。